先是母亲,她那部老旧的手机，屏幕小得可怜，颤巍巍地划开，那个鲜明的黄色方框，衬得周遭的绿码都显得格外刺目，她先是茫然，继而便慌了，举着手机给我看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做错了事的孩子般的怯：“囡囡，你看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哪儿也没去呀！”我宽慰她，无非是大数据捕捉到的时空伴随，无碍的，她却听不进去，只反复叨念着：“我早上才去了菜市场，就买了你爱吃的排骨……这可怎么好，会不会耽误你们出门？”

母亲的慌张是有形的,像被打翻的豆浆，黏稠地流淌在家里的每个角落，她立刻把自己圈禁在卧室里，仿佛那是一个无形的隔离圈，吃饭时，任凭我们怎么叫，也不肯出来，我端了饭菜进去，见她正对着窗户发呆，背影佝偻着，嵌在下午灰白的光里，竟有几分萧索的意味，她回头看见我，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你们快去测一测，千万别是我传上了什么。”她那过度的小心，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生怕给儿女添乱的惶恐。

父亲的黄码来得晚些,态度却截然不同，他退休前在厂里是个小领导，习惯了一切尽在掌握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“黄”，他表现出一种近乎执拗的不屑与愤懑，他背着双手，在客厅里踱来踱去，像一头被困住的焦躁的雄狮，嗓门洪亮地发表着议论：“乱弹琴！我这两天连小区门都没出，就在楼下下了两盘棋！肯定是系统弄错了！”

他的不安是向外攻击的,他一遍遍地刷新手机，仿佛多刷新几次，那黄色就能褪去，变回他认为理所应当的绿色，他给社区打电话，语气激动地陈述着自己的“冤情”，我劝他耐心等等，他眼睛一瞪：“等？凭什么等？这明摆着是误判！”可当他激昂的申诉被电话那头温和而机械的回复挡回来时，他那挺直的脊背，便仿佛悄悄地，弯下去了一点点。

我夹在他们中间,一边是母亲水一般的过度的自责，一边是父亲火一样的无用的愤怒，这个家，被这两道突如其来的黄码，划出了无形的沟壑，空气里仿佛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，任何一句寻常的话，都可能拨动它，发出不谐的颤音，我们依旧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好像被隔在了不同的孤岛。

直到那天下午,社区通知我们一家去做核酸，去检测点的路上，父母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刻意保持着距离，我跟在后面，看着他们的背影——母亲微微缩着，父亲则挺得有些僵硬，那一刻，我心里忽然被一种酸楚的情绪涨满了，这黄码，它隔离的究竟是什么？是病毒可能性的微尘，还是家人之间本该最无芥蒂的体温？

排队的队伍很长,蜿蜒如蛇，人们低着头，默默地玩着手机，一种集体的沉默与压抑笼罩着四周，快排到我们时，我看见父亲下意识地回头，目光越过我，去寻找母亲，母亲也正巧抬眼看他，隔着一两步的距离，他们的眼神在浑浊的空气里短促地一碰，又迅速地分开了，可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父亲紧绷的下颌线柔和了些，而母亲一直紧攥着衣角的手，也微微地松开了。

没有言语,但有什么东西，在那无声的一瞥中，悄然融化了。

三天后,我们的码齐齐转绿，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，母亲开始在厨房里忙碌，哼着不成调的歌；父亲又泡开了他的茶，看报时依旧会大声地评点几句。

终究是有些东西不同了。

晚上,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，声音是少有的温和：“下次去买菜，叫我一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母亲在围裙上擦着手，应了一声：“诶。”

我站在客厅的暗影里,忽然明白了，那场“黄码风波”，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微型的战争，我们被恐慌、怨怼与隔离的孤独感分别包围过，但最终，冲破这重重围困的，并非哪一方的妥协或胜利，而是那早已浸入骨血的习惯，是那即使在惶惑中，仍忍不住去寻觅对方身影的本能。

家人二字,其重量，或许正在于此，它不在于永远的风平浪静，无灾无病，而在于当生活的秩序被一枚小小的黄码轻易击碎时，我们如何在彼此的惶恐里，最终找到了那双熟悉的手，然后发现，那点相依的体温，足以抵御一切无常的风浪。